根据张天元对法国瓷器的了解。
到了18世纪的法国,瓷器镶接工艺又有了更极致的发展。
这一时期,铜鎏金工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功能性和装饰性角色。
在王公贵族家庭中,铜鎏金被广泛应用于铁制柴架、家具五金、壁灯、烛台、枝形吊灯中。
当然,它也被用在亚洲和欧洲瓷器的架置装饰中。尤其是洛可可艺术兴起后,瓷器的架置装饰变得更加富丽堂皇,而这种风格正好符合“法式口味”。
其中有一对18世纪中国瓷瓶,法国铜鎏金镶接,尺寸约为32.4厘米×16.5厘米×12.4厘米。
这对瓷瓶的镶接工艺体现了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的艺术思潮,制作年代在1760年至1770年期间,这正好是两种艺术思潮的过渡时期。
这是一对典型的仿古瓷,仿制的对象是青铜器。
与此风格迥然不同的是,其镶接设计充满浓郁的异国风情,由丘比特、花饰、贝壳和植物组成。
当时,法国人对中国瓷器尤为推崇,他们试图改变这些瓷器的外貌,创造出一种完全符合“法式口味”的奢侈物品。
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“法式口味”,类似的一对瓷瓶被英国富豪、著名收藏家威廉·贝克福德珍藏。
值得一提的是,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威尔特郡的“放山居”,其前身就是这位收藏家故园的残存部分。
而眼前这对瓷瓶与贝克福德收藏的那一对有九成相似,而且同样做工极为精美。
另外还有一件也是18世纪中国瓷瓶,尺寸为59.4厘米×34.9厘米×31.8厘米。
与这件尺寸较大的中国瓷瓶相配的,是别具一格的铜鎏金架置。
瓷瓶的侧面已经完全被改变了,繁复的雕刻、金属的形状,营造出典型的洛可可风格。
铜鎏金架置的制作可谓价格不菲,十分昂贵。
像这样一件瓷器,其拥有者想必为此付出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。
当然了,也可能是通过别的什么不太正当的手段得到的。
毕竟真要说起来的话,科南克议员家的人还真没有这么有钱。
18世纪的拍卖目录显示,装饰有铜鎏金架置的器皿经常会出现在贵族收藏中。
而且他们认识到,这类器皿的价格恰恰是它们价值的真正体现,因为这种装饰风格已经走在了时尚前沿。
与前两件不同,不仅因为这件中国青瓷中部为一“寿”字,更引人注目的是,瓷瓶的高度发生了变化。
显然,在它原始高度的基础上,巴黎的金匠截去了一部分,然后为它装饰了带有卷涡、穿孔手柄以及底座的铜鎏金架置。
这种架置装饰被用来与Jean-Claude Duplessis père的作品相比较。
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金匠,不仅有着精湛的铜鎏金技艺,而且在瓷器设计方面有所建树。
1748年至1758年,在古董商Lazare Duvaux的账册中,他的名字常常被提及。
1750年9月,Duvaux将一对中国青瓷卖给marquis de Voyer d'Argenson侯爵。
而这对青瓷就是由Duplessis进行的铜鎏金镶接,花费3000里弗(古时的法国货币单位)。
这一笔数额高昂的费用显示了这类瓷器所具有的重要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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