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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一五章 古籍寻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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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bsp;咸丰十年(1860年),英法联军侵占北京,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被焚,《永乐大典》也难逃劫难。尤以英军抢掠最多,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。后来黄遵宪出使英法时,友人赠诗中就有“愿君勤搜访,寄我采遗目”的句子,对他到域外搜求《永乐大典》回国寄以厚望。

    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。位于东交民巷内的翰林院成为战场。兵燹之余,《永乐大典》散落于瓦砾废墟之中,有的被侵略者用来垫马槽。幸存的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,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检拾走。至此,《永乐大典》散失殆尽。

    到宣统元年(1909年)筹建京师图书馆时,竟然只剩下64册了。

    如今,在全世界范围内,公私所藏《永乐大典》仅800余卷,400册左右。国家图书馆现存的《永乐大典》是从1912年开始陆续收藏的,目前拥有221册(包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册),居世界各处收藏之首。(明亡之际。南京的原本毁于兵燹。

    正本也早已亡佚,其中有许多未解之谜。有的学者认为,正本也在明清更迭时期被毁,但史籍对此并没有明确记载。也有的学者认为,清初时将正副本分别移存于乾清宫和翰林院。嘉庆年间乾清宫失火,正本被全部烧光。

    可是乾隆年间《四库全书》开馆时,需要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录资料,当时在宫内找遍,也没发现正本踪迹。可见正本在乾隆时已亡佚,但究竟佚于何时,或被毁于何处,也无史料证明。近年还有的学者提出,正本被明成祖用于殉葬,被埋藏于北京昌平明长陵地宫内,这作为一种假说,更无法得到证实。

    硕果仅存的副本屡遭厄难。清初将副本移藏翰林院时,已发现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,至光绪元年(一八七五)。清点副本,已不到五千册,竟丢失大半。副本收藏于翰林院后,一些贪婪的官员千方百计偷窃。据刘声木在《苌楚斋随笔》中记载:"其盗书之法,早间入院,带一包袱,包一棉马褂,约如《永乐大典》两本大小,晚间出院,将马褂穿在身上,偷《永乐大典》两本,包于包袱内,如早间带来样式。"(转引自姚福申:《中国编辑史》),复旦大学出版社,一九九○年版)经年累月的长期偷盗,致使副本大量丢失。

    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毁坏和掠夺,更使副本遭受灭顶之灾。咸丰十年(一八六○),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,劫掠一些副本,据传英国人掠得最多。光绪二十六年(一九○○),八国联军攻进北京,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沦为战场,一时炮火纷飞,存在翰林院的副本大部分被侵略军焚毁,其余部分被侵略军抢掠或毁坏。有的洋兵用副本书册堆成工事,随地乱掷,恣意损毁。激战过后,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一个叫翟理斯的官员,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,拾得一些副本,他特意把其中卷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。以后还有人从翰林院废墟堆中挖出零星副本残页。经过这次浩劫,《永乐大典》副本损失殆尽,留存在国内的副本只剩三百余册,辛亥革命以后陆续丢失,仅余六十四册,移存于当时的教育部图书馆。

    据统计,现在存世的《永乐大典》副本约三百七十余册,共约八百余卷,分别收藏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单位和个人收藏家手中。几十年来,经我国有关部门多方面寻访收集,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由国家保存的《永乐大典》增加到二百一十五册。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永乐大典》已有二百二十一册,国内另外约有十册分别收藏于台湾等地。一九五九年,中华书局将当时国家收藏的《永乐大典》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。八十年代以后又出版续印本六十七卷。为更好地保存和利用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,中华书局再将影印本和续印本合并重印成十六开精装本,共计七百九十七卷,二百二十二册,后附《永乐大典》目录六十卷。中华书局的七百九十七卷影印本占存世《永乐大典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,为继承和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。)失传《妙真经》。

    许多古代医书的单行本早已失传,正是籍于其他书籍的抄本使我们今天得以一睹这些“幸存者”的芳容。当然,这也是辑佚古医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清代在编篡《四库全书》时,就从明代的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已佚医书21种,其中包括宋?王衮所撰《博济医方》五卷,东汉?卫汛所撰《颅囟经》二卷,北宋学者沈括、苏轼所撰《苏沈良方》八卷,宋?董汲所撰《脚气治法总要》二卷,宋?韩祗和所撰《伤寒微旨》二卷,宋?王贶所撰《全生指迷方》四卷,宋?夏德所撰《卫生十全方》三卷,《奇疾方》一卷,宋?东轩居士所撰《卫济宝书》二卷,宋代《太医局程文》九卷,宋代《产育宝庆集》二卷,宋?李迅所撰《集验背疽方》一卷,宋?严用和所撰《济生方》八卷,《产宝诸方》一卷,《旅舍备要方》一卷,《急救仙方》六卷,元?沙图穆所撰《瑞竹堂经验方》五卷等。此外,还包括法医著作多种,如《折狱龟鉴》八卷,《洗冤录》一卷,《水牛经》三卷以及《安骥集》三卷等。

    《窦娥冤》全剧共四折,……1第三折是唱功戏,关汉卿选用的音乐“宫调”是“正官”,但当时演奏的曲谱已经失传。

    石式星表是把测量出的若干恒星的坐标(常常还连同其他特性)汇编而成的。它是天文学上一种很重要的工具。我国古代曾经多次测编过星表。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在战国时期。它的观测者叫石申,是魏国人。他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。

    石申编过一部书,叫《天文》,共八卷。因为这部书有很高的价值,所以被后人尊称为《石氏星经》。《石氏星经》这部书已经在宋代以后失传,今天我们只能从一部唐代的天文学书籍《开元占经》里见到《石氏星经》的一些片断摘录。从这些片断中我们可以辑录出一份石氏星表来。其中有二十八宿距星(每一宿中取作定位置的标志星叫做这一宿的距星)和其他一些恒星共一百十五颗的赤道坐标位置1。

    石氏星表的赤道坐标有两种表达方式。一种是二十八宿距星伪,叫做距度和去极度。距度就是本宿距星和下宿距星之间的赤经差;去极度就是距星赤纬的余角。还有一种是二十八宿之外的其他星,叫做人宿度和去极度。所谓人宿度就是这颗星离本宿距星的赤经差。不论哪一种方式,它的实质和现代天文学上广泛使用的赤道坐标系是一致的。而在欧洲,赤道坐标系的广泛使用却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的。

    郭守敬集中力从事著述,先后撰成《推步》、《立成》、《历议拟稿》等天文书稿十多种,一百多卷。这些书籍,包括极其珍贵的两个星表,后来都失传了,具体内容已经无从知悉。仅《授时历经》、《授时历议》和简仪、圭表等几种仪器的构造和使用方法,由于载入《元史》,才得以保存下来。至于郭守敬创制的简仪和其他被后人誉为臻于精妙"的天文仪器,曾经完整地保存到清初。但是在康熙五十四年(公元1715年),却被西方传教士纪理安当作废铜毁掉了。

    《阴符经》的作者和出现年代,各家说法不一。《战国策》言:苏秦得“太公阴符之谋,伏而读之”。而《史记?苏秦传》则言:“得周公阴符,伏而读之。”《隋书?经籍志》中有《太公阴符钤录》1卷,《周公阴符》9卷,皆列入兵家一类中,也许这就是苏秦当年所读之书,但其书今已失传,不知是否今本《阴符经》。

    《汉书?武帝纪》又说:武帝五年,“置《五经》博士”;武帝六年,“五月丁亥,太皇太后(窦太皇太后——引者)崩。”《史记?儒林列传》载:“及窦太后崩,武安侯田蚡为丞相,绌黄老、刑名、百家之言,延文学儒者数百人。”《汉书?儒林传》所载与《史记》大致相同。

    佩兰对李力说:“李参谋,我认为那些佚失的文献的损失,得以弥补,就得博览古籍,从时空的跨度上逐渐弥补一些,还有可能!”

    李力说:“是啊!这就是那些古籍专家需要纵横连贯,学富五车之后,相互弥补的结果,确实古代文明的印记促进我们现代科技的发展,促进很大。”

    李力进一步说:“像如此浩瀚的古籍,要从中搜寻古图的蛛丝马迹,是在太天真,但我们反过来想,我们国家远古文明的印记,从古籍里找出一些火花,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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