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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O一章 聪明人与强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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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步实施,总有全面推行的时候。关键是看,愿不愿意将国家的钱花在这上面。”

    李翊浵道:“对反对这个议案的宰相来说,墨太平的承诺是件糟糕的事,这加大了民众对议案实施的期望,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。”

    母亲信中后面的内容引发了萧琰很深的思考。

    她说:“贫穷是一种病,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,它能摧毁一切,道德、伦理、秩序;受困于病中的人,当有一线希望时,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,谁敢阻挠他们,愤怒的火星会点燃,最终成为燎原大火。

    “宝树,我们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,体会不到什么是贫穷,书上说的饥寒交迫、贫病交加、无钱买药的绝望,我们能从文字上理解同情,却终究只是文字,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。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体味百姓之苦,那是很难的。如果发生水灾旱灾蝗灾,朝廷会认真救济,希望少死些人,不要出现流民,成为王朝不安的隐患;但没有这些灾害时,皇帝和宰相不会去想怎么让百姓富裕起来,他们最多考虑的是减少对百姓的压迫,让百姓还能吃得起饭,然后都安安分分的,不要去想造反。

    “太宗皇帝写的《亡朝史鉴》中,提到王朝覆灭之因:一是帝王残暴无道,如夏商二朝;二是急征暴敛,劳役重,百姓不堪其苦,如秦之亡;三是诸侯分国列强并立,中央无力控制,再遭外族入侵便亡,如西周、西晋;四是吏治败坏,国家颓败日复一日,最终身染重疴,民乱四起,如两汉之亡。太宗说,王朝要想统治长远,就不能犯上述这四条。所以,大唐的皇帝们都很重视不能苛捐杂税,不能乱征徭役,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,重视吏治整饬,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,做到了这些,国家就太平了。下面的百姓再弱一点,愚一点,做顺民,这样就更好统治了。

    “但这些,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。哪个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,百姓安居?但到后来呢,至多不过两三百年统治——夏商那不算,国小民少,就像大唐的一个道,最多两个道,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?周朝不必提,东周就是春秋战国,早就不复王朝了。现在一些儒生推崇‘上三代之治’,真是可笑。这个不扯远了,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,大唐不过两三百年,或三四百年,单是土地兼并,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。而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,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,于是进入新的王朝,然后又是同样的轮回。

    “真正的改变是在高宗时代。如果没有高宗,大唐走的,也是这样一个轮回。从高宗起,大唐的国风变了,确切的说,是国家的根本思想变了。高宗说:大唐要做帝国,不要做王朝,王朝是狭隘的,是一家的朝,帝国是广阔的,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国,君主有君主的责任,臣有臣的责任,民有民的责任,各尽责任,而帝国各保障其利益,帝国才会成为众人共同使力的大船,永远航行不倾覆。

    “高宗说:大唐帝国必须强大,不仅国家强,君主强,还要大臣强,国民强。只有民强,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强。民和臣都强了,最上面的君主不强都不行。高宗说,不要寄望于君主的自我修养和贤明,不是叫一声‘圣人’就是圣人了,只有压力才能逼迫人强大,坐在这个御座上,是至高权力,也是至高责任,至艰重担。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,这样的弱者,不够资格做大唐的君主。高宗说:当年太宗皇帝可以选择朕的母亲做君主,而放弃他这一支的血脉,为了大唐帝国由强者来继承,朕同样可以;朕的子孙也必须可以。

    “高宗不是说空话——她从来不说空话,说了都要做——为了让后代继任的皇帝们都有压力,不得不成为强者,高宗制定‘强民,育民,富民’三项国策,刻碑立于太庙,而且制定《帝宪》,将这三策放入《帝宪》中,同时给大唐的君主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远大的目标,她说这就是大唐帝王的宪典,后世帝王子孙中如果能超越她的功绩,可以推翻它,或重订它,但在推翻或重订前,必须遵照执行,否则就是违帝宪,宗正寺长老和天策上将组成的监宪会可以依宪行废立君主事。”

    母亲写的这些萧琰在史书读过,但《高宗实录》里没有记得这么详细。她读史书比较晚,九岁开始读《华夏通史》,母亲说知道大概历史就行了,说年纪长了有了分辨力思考力再去读史书,才不会被史书牵着走,十一岁时进了恒安院,母亲才允许她跟着四哥学习读史,她学《帝国通史》时就喜欢高宗,再细读帝王实录,最喜欢看的就是《高宗实录》,制定《帝宪》那段记载便是她喜欢高宗的原因之一。

    她记得回清宁院后,曾经对母亲说起读这段史书的感想,母亲当时的表情是怎样的呢?萧琰记得,母亲当时是微微笑了,一向平静、清漠的眼睛,如有星辉洒入,泛着柔和的光辉,“哦——”母亲当时悠长的哦了一声,悠远的声音道:

    “她是这样说的:一个真正强大的帝国,必定是有忠诚又强大的子民,一个真正强大而有智慧的君主,必定是有强大而有智慧的臣民。惧怕臣民太强的君主,那是弱者。期望治下都是愚笨的顺民、觉得更容易统治、更能够长治久安的君主,那是愚蠢的君主。夏朝怎么亡的?被一小群虎狼领着一大群的奴隶推翻。秦朝亡于什么?一群强征的平民戍卒首先造反。东汉亡于什么?一群裹了黄布巾的农民造反。这些是不是愚民?能有多少智慧?我可不希望我后代的子孙,是一些只想统治一群弱鸡的懦者,或者是希望统治一群愚民的蠢货,真是丢我的脸,以后我有在天之灵肯定降一道雷劈死他们。为了不劈死他们,我决定制一个《帝宪》,给他们保命。”

    母亲说到这里哈哈笑了起来,是那种很愉快、很欢乐的笑。

    萧琰也笑得滚在榻上,觉得母亲对史书的诠释太好笑了。

    但如今回想,便觉得这真的是高宗皇帝当时对母亲说的话,不是史书记的那种简练有文采,而是平实的,生动的。而母亲的笑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,更可能是想起了高宗当时说话的神情,是霸气的?眯着眼冷笑的?还是高深算计的?……萧琰想不出,但一定是母亲喜欢的样子。

    萧琰很少见母亲那样笑,如今仔细回想,那少见的几次,都与她读史后回来说高宗皇帝的事迹有关,母亲总是用“哦——她是这样说的”这种语气开头,有一些妙语风趣让萧琰笑得不行,又有一些平实中却见深刻的话,让萧琰觉得感动。

    母亲说“她是这样说的”——“真正的强者治下,统治强民、智慧之民,所以强者越来越强。强者治下,统治弱民愚民,强者也会变弱,而后代会越来越弱。弱肉强食,优胜劣汰,这是天道,自然界禽兽相争,人也如此,帝国也如此,不争则不强,不永远向前,做到强者愈强,要么三百年,最多四百年,大唐就会衰弱到灭亡了,被新生而起的强者取代。大唐要做千年帝国,每一任君主,都必须真正的强大。”

    史书中不会出现“真正”这个词,但萧琰在母亲的话中,却经常听到“真正”一词,萧琰现在知道了,高宗皇帝是真的喜欢用这两字,以作强调和区别,真正的强大不是显于表面的强大,也不是力量、实力或哪一方面才能的强大,高宗指的是心,是灵魂,只有心灵强大的人,才能拥有海一样的广阔,地一样的厚实,和天一样的无畏。萧琰对此深怀敬意,武道修行也如此,没有一颗强大的心,无法走得更远。

    高宗在定“富民”国策时说:贫穷是一种病,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,它能让道德无存,伦理无存,礼义无存,人和禽兽无异,也能让最底层、最怯懦的人奋起反抗,为活命而挣扎的百姓,他们的愤怒能燃烧成燎原火焰,烧毁一切。

    那些困于疾病之苦,以及忧惧得病无钱医治的平民,如今便是如母亲信中所说的“当有一线希望时,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,谁敢阻挠他们,愤怒的火星会点燃”,反对议案的宰相就真是架在火上烤,引起众怒了。

    这种舆论连世家宰相也不能不畏惧。

    何况世家中,那些旁支远支,不是每家都富有到不需要公利医疗。世家主如果反对这个议案,在本族中必定要失去一些人心。

    萧琰心想,阿娘下封信要说的第五个聪明人肯定是圣人了。

    圣人不会反对这项议案,因为强民富民本就是历代皇帝执行的国策,公利医疗也在强民富民之内,相比世家宰相往往从阶层利益出发,皇帝更看重整个国家的大利益,如果这项利国利民的体制不会动摇国家财政,圣人就会想办法去推动它实施——当然,现在已经不用陛下亲自出手了。

    但萧琰没想到的,阿娘信中说的第五个聪明人,居然是她的父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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