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子安,你对青苗法看法何如?”张若水问道。
王巨睐了一眼。
章惇与曾布离开王家后,王安石的地位仍然很危险。
弹劾的人越来越多,王安石又得不到赵顼的支持,甚至因为赵顼不表态,导致反对的浪潮更高,于是王安石求分司,分司在宋朝是指到洛阳担任官员。俺不搞变法了,也不呆在京城了,去洛阳混日子去。
司马光看到这个奏折,越俎代庖,在上面批注一句:今士大夫沸腾,黎民骚动,乃欲委还事任,退取便安。卿之私谋,固为无憾,朕之所望,将以委谁!
你这就想走了,不行,就是走了,得将你搞的这个烂摊子收拾起来,得戴大帽子游街认错,不然你走不了。
所以说水满则溢,月圆则亏,司马光做得太过。
王安石看到疏奏后大怒,两人大吵了一通。
赵顼看到越来越乱,又将曾公亮与陈升之喊来询问。
曾公亮此时无语,王安石上位,他有一半功劳,但当初上位,曾公亮不是为了变法,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。但现在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。
那么变法究竟对不对呢,曾公亮也没有了主意,所以他才一直沉默。
▽这一回看到事情严重,曾公亮只好说先将青苗法废了吧。
至于陈升之更是两面派,一个投机分子,早在几月前就与王安石分道扬镳了,也说必须废青苗法。
现在东府四相。三相反对青苗法。西府两相反对青苗法。两制台谏九成官员反对青苗法,那就废吧。赵顼下诏废除青苗法。王安石听到后,心中冰冰凉,难道我以退为进,是弄巧成拙了?
这也说明赵顼仍然很青涩。
青苗法一废,变法还变个鬼啊。王安石仔细一想,得,俺没办法玩了。上书请求罢相。
赵顼想得比较简单,朕废的只是青苗法,变法中一个不好的“术”,不是不变法,但变法离不开王安石,因此不准。那边也出了事,王安石请求罢相,赵抃也将问题想得简单化了。
废青苗法书旨到了翰林院,翰林院欢呼一片,赵抃却在私下说了一句。不行,按照惯例。王石安还在相位上,必须等王安石罢相后,才能废除青苗法。
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,废了青苗法,反对声音降下去,就不容易打倒王安石。所以想打倒王安石,不能马上废青苗法。
他这一闹,这道诏书就拖了下来。
然而正是他这一闹,才成了真正的弄巧成拙。
先是吕惠卿夺情回京,相比于王安石的“高风亮洁”,吕惠卿则多了一份手段。开始时他一直不吭声,直到现在才正式发力,
其次来了一个人,王安石的学生李定。但这个说法也不大准确,比如苏东坡,他自己认为是欧阳修的学生,实际他中进士之前的学业根本与欧阳修无关,其家进入京城,也多亏了张方平之功。再比如王安石另一个学生陆佃,他受王安石之益很少,相反多受了孙觉的恩惠。李定也是如此,他少年时曾受王安石之提拨,同样也受了孙觉提拨。
孙觉这个人来历不凡,是胡瑗与陈襄的学生,是苏东坡、王安石、苏颂与曾巩的好友,黄庭坚的岳父,包括秦观、陆佃与王令,都受过他的提拨。
前年因论邵亢不才,贬为越州通判,后来又调回京城担任知谏院。正好李定担任了秀州通判。宋朝的秀州就是后来的上海,以及浙江嘉定等地区,不过现在上海浦东一半还在海平面下,也算是宋朝一个富裕的上等州吧。越州就是绍兴,两个地区离得不远,两人多有书信往来。并且李定在秀州政绩蜚然。
于是孙觉提议将李定调回京城。
李定到了京城,孙觉为了避嫌,不好召见,便让谏官李常召见,问李定,君从南方来,哪里的百姓如何看青苗法。
李定答道,他们都很喜欢。
李常大失所望,隐晦地说,这是京城热闹话题,你不能胡说八道。
李定便找到王安石,将情况一一反映,王安石大喜,又将李定引进皇宫,让他向赵顼汇报。
由此李定打入了奸邪行列。
那么李定是不是媚王安石呢。
首先李定能不能做证明,能,他从南方来,青苗法宗旨主要就是春贷秋收,这时候正是贷的时候,最少李定的话能当参考。
其次王安石当初承诺是在陕西推广,后来违诺,变成了河北京畿与准南路。但现在连两浙都推广了,这证明了王安石不守信诺。
但这只是表面的,深层次分析则是庞大的一千七百万贯青苗贷。就是放在北方三路,也无法承担这么多青苗贷,所以它肯定要向更富裕的南方六路推广。或者说青苗贷少一点,但青苗贷数量少,收的利息就会少,没有庞大的利润,王安石何必兴师动众?
青苗法反对浪费主战场是在北方,百姓容易受到蛊惑。
南方经济富裕,商业发达,粮食产量高,商业发达,意味着对资本需求大,粮食产量高,意味着容易还贷。因此富户不排斥这个青苗贷,说不定多用来做资本滚大自己的生意,穷困百姓遇到困难时贷一下,以后也能偿还起来,所以强行摊派的少。
实际还有更深层次的,大家没有看到,那就是这个青苗贷的数额,说它少,真不少,一千七百万贯摊派下去,等于摊派地区每户百姓得付出近一贯的额外税。但说它多,真心不多,以宋朝的商业市场,可能每年需求贷款数额不是一千几百万贯,而是一亿贯。两亿贯。
因此李定反映的情况是比较可靠的。
其实司马光犯了一个严重错误。他想将王安石彻底踩死。赵抃受了他的影响,在中书坚持王安石离开相位后,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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